周俊生：交易所應和證監會脫鉤讓市場更像市場

周俊生

中國政府網12日發布《國務院關于同意建立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批復》。批復指出，同意建立由證監會牽頭的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被任命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

聯席會議制度的確立，有利于最近中央政府部署的對交易所清理整頓工作的順利推進。這幾年來，各地名為“交易所”的機構如雨后春筍一般迅速繁殖，現在全國到底有多少交易所，根本無法拿出一個精確的統計數字，有說300家、500家，也有說800家的，連村辦交易所都出現了。而交易標的更是五花八門，交易手段除了現貨，更有期貨。這些交易所都自封為某一交易物品的“定價中心”，但這么多“定價中心”的出現實際上使價格管理越來越混亂，客觀上也造成了物價的飛漲。因此，對亂象叢生的交易所進行清理整頓，有利于市場走上正常的軌道。

其實，說起交易所，現在投資者們首先會想起我國現存的上海、深圳兩大證券交易所，以及上海、大連和鄭州的三家商品期貨交易所。當然，這些交易所是不在此次清理整頓范圍之內的。但是，借著這次由國務院部署的對交易所的清理整頓，我們卻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這些“正宗”的交易所的管理體制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在這方面，以上海和深圳兩家證交所的體制存在的問題尤為值得探討。

一般來說，交易所是市場交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我國滬深兩家證交所，當初的建立就是這兩個城市的證券市場需要有一家集中的交易所，這與國外一些已在國際市場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知名交易所走的是同樣的發展路徑。但是，交易所本身就是一個商業機構，盡管它有會員制和公司制之分，但都有自己的商業利益追求，而在我國的這兩家證交所由于國情的原因，還不可避免地摻雜了它們各自所在地政府的利益。上世紀90年代中期，滬深兩家證交所正是基于各自的商業利益和地方利益展開了競爭。但是，在這種無序的競爭之中蘊含了很多觸犯證券法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成分，因此，當時的證監會對兩家證交所進行了嚴厲的懲處，最終將兩家交易所的管理權直接收到了證監會。證交所從此成為證監會的一個部門，不僅其高管直接由證監會任命，而且交易所也開始代替證監會行使部分對市場的監管職能。

但是，當證交所成為交易所的一個部門后，交易所的商業利益追求并沒有因此消失，而原來它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也仍然時隱時現地伴隨著它們。我們看到，在滬深兩家證券交易所歸到證監會管理后，它們之間仍然經常出現為了保住各自在市場上的所謂領先地位，不遺余力地開發超越市場承受力的一些新品，從而給市場帶來了很大的混亂。比如，前幾年在股權分置改革時期，兩家證交所推出的權證產品，由于片面地追求市場活躍，對券商自設權證沒有規定必要的限制，導致最后出現了嚴重問題。在深交所建立創業板，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后，上證所感到了壓力，于是對建立國際板產生了強烈的沖動，盡管條件不具備仍不斷地向市場釋放所謂“國際板萬事俱備”的消息。但是，由于兩家交易所已經成為證監會的直屬部門，因此，證監會對它們行使的只是內部管理，已經不可能再按照證券法規對其實施監管，反而在很多時候推波助瀾，使市場亂象日趨嚴重。

證監會是一個行政權力機構，這種性質決定了它沒有自己的商業利益，它必須以保證市場“三公”、保護投資者利益為最高原則。而交易所由于有自我的商業利益以及其他利益追求，必須接受來自證監會的監管。但是，當交易所和證監會“打成一片”以后，其中必須明確的界限就混淆了，也使市場的“三公”受到嚴重挑戰，投資者利益保護在很多時候處于空白狀態。比如，最近證監會有意將創業板公司再融資的初審權下放到深交所，這被輿論解讀為證監會放松行政審批的一個積極行動。但是，真正的放松行政審批只能是減少審批環節，而不是給審批對象換一個“婆婆”，而由于深交所在創業板方面有自己的利益考慮，這種初審的質量是很值得懷疑的。因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讓深交所從證監會脫鉤，然后再由證監會對它實施監管，這種監管的內容包括證監會下放給它的對創業板再融資公司的初審質量。

讓交易所和證監會脫鉤，一方面交易所不必把自己搞得像一個政府部門一樣，可以更好地體現其市場功能，在遵守市場法規的前提條件下積極開發新產品，拓展市場，滬深兩家交易所還可以展開適度的市場競爭，起到活躍市場的作用；另一方面，證監會也可以像對待一般的市場主體那樣放手對其實施監管，從而更好地維護市場“三公”原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