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周小川獲英國《中央銀行》終身成就獎 頒獎詞全文出爐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月12日，英國中央銀行業務出版社公布2019年終身成就獎，原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成為全球第六位該獎項得主。 在頒獎詞中，該出版社旗下雜志《中央銀行》對周小川的稱贊不吝溢美之詞，稱他“以其高風亮節、思維縝密和銳意改革”，為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頒獎詞寫道，周小川將學術嚴謹帶到現實世界的決策中，扮演起務實的政策制定者角色，高度重視公共利益。中國央行的機構能力和信譽得到顯著提升，反映出他的領導能力，周小川幫助人民銀行成為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頂尖的解決者。 其中還提到，周小川在匯率和利率市場化、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改革、資本賬戶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以下為《中央銀行》雜志頒獎詞全文，華爾街見聞編譯，略有刪減。 終身成就獎：周小川 ——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以其高風亮節、思維縝密和銳意改革，為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2018年3月，周小川結束了十五年任期，卸下中國央行行長一職。他對于中國央行、中國經濟乃至于世界都帶來影響顯著。在任期間，周小川展現了高度的正直誠信。他將學術的嚴謹性帶到現實世界的決策中，扮演起務實的政策制定者角色，高度重視公共利益。中國人民銀行的機構能力和信譽得到顯著提升，反映出他的領導能力。在周小川的幫助下，中國央行成為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頂尖的解決者。 作為一個銳意改革者，周小川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在匯率和利率自由化、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上述所有政策均是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幫助推動的重大改革是在一段持續的時間中進行的。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經濟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 中國投資公司（CIC）和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顧問、香港金管局前副總裁沈聯濤評價他稱，“周小川在同事和上級之間享有很高的聲譽，因為他思想開放、分析思路清晰，對人才也很有吸引力，愿意把很多美國及在國外培養起來的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帶回中國。這種樂于討論和參與的心態為他和中國央行帶來了良好的聲譽與權威。” 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他十五年的任期內，盡管在設定利率方面沒有完全的權限，他仍然嚴格控制了通脹——這有賴于他能從戰略角度看待金融機構及其在幫助增強中國實施貨幣政策能力方面的作用。 IMF總裁拉加德對《中央銀行》雜志稱，“在他的任期內，他順利地引導了貨幣政策，并展開結構性改革，對中國持續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做出了重大貢獻。” 早年履歷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時任總理朱镕基任命為中國央行行長，朱镕基本人也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改革者之一。那時，周小川的事業早已蒸蒸日上。周小川1975年畢業于北京化工學院，1985年從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獲得工學博士學位。1986-1991年間，他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的1986-1987年，他還曾是國務院體改方案研討領導小組成員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1988年期間，周小川曾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擔任訪問學者。1986－1989年，他還曾掛職任對外經濟貿易部（現商務部）部長助理。 1991-2002年間，周小川擔任過很多職務，包括中國銀行副行長（1991-1995）、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1995-1998）、中國央行副行長（1996-1998）、中國建設銀行行長（1998-2000）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2000-2002）。 上文提到的沈聯濤表示，“盡管周小川在證監會的任期很短，但他在開放資本市場（股票和債券）方面作出了關鍵決定。”沈聯濤還曾擔任香港證監會主席職務。 圖片來源：攝圖網 亞洲金融危機 早在1998年，周小川還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和中國央行副行長時，他的影響力就已經開始不斷增強。當時，亞洲金融危機——由亞洲各國投機資金大量外流引發，暴露出這些國家美元債水平空前——導致泰國、印尼、菲律賓及韓國等國家貨幣匯率出現傳染性暴跌。馬來西亞被迫實施資本管制，1997年剛剛回歸的香港也在艱難維持與美元掛鉤的港元——香港金管局甚至采取了非常規行動，動用外匯基金購買香港市場股票。 中國國內圍繞是否允許人民幣貶值展開激烈辯論之時，周小川正是辯論的中心人物之一。1994年中國匯率政策的早期改革有效保持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以此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但這一機制就給匯率重估調整帶來了外部壓力，還成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一大心結，尤其是在中國希望擁有一個更為開放的資本賬戶的情況下。此外，由于中國在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上都出現了盈余，這一機制還導致了中國外儲不斷增加，政府也就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沖銷干預。 在支持朱镕基（1998年3月當選國務院總理）拒絕讓人民幣貶值以保持中國競爭力及宏觀經濟穩定性方面，周小川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小川和央行前行長戴相龍提出，中國應保持當前匯率制度以增強信心，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并幫助防止港元貶值。據報道，周小川曾在1998年2月向各地區外管局局長保證，人民幣不會貶值。一個月后，朱镕基總理也正式宣布了這一消息。 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決定被視為一個決定性因素——不僅防止了危機在該地區進一步蔓延，也提高了中國在各國之間的聲譽，同時還提升了中國央行在國內外的地位。 時任香港金管局局長的任志剛對《中央銀行》雜志表示，“1998年中國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決定是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我相信，當時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大力幫助了香港金管局完成捍衛港元匯率的任務，使之更易管理。” 貨幣政策挑戰 亞洲金融危機過后，中國經濟在1998-2002年期間出現放緩，國內長期通縮，領導層中的部分高官尋求通過信貸擴張來提振中國經濟。在接任中國央行行長一職過后不久，周小川就開始警惕信貸擴張，尤其注意的是資產價格通脹跡象已經萌芽的房地產行業。在周小川的領導下，中國央行頂住了反對的聲音，采取行動遏制信貸擴張。周小川的這一舉措很大程度上鞏固了中國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的權威與信譽，也標志了中國央行在更廣泛的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的制度性崛起。 《中國人民銀行的崛起》（TheriseofthePeople’sBankofChina:thepoliticsofinstitutionalchange）一書的作者之一、《中央銀行》特約編輯馮輝（音譯）表示，“從無到有，周小川一手幫助中國央行建立了貨幣政策框架，并為其配備了一系列與中國體制相適應的現代政策工具和行政措施。” 在此期間，盡管中國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方面獲得了更大的可信度，但周小川及其團隊也不斷在面臨挑戰：為了保持低匯率和經濟高速增長并行，控制消費者價格指數和資產價格通脹可謂是微妙又艱難。 周小川一直希望解決但未能成功的匯率問題使得中國央行不得不使用人民幣購買外匯儲備，隨后再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各大銀行購買的央行票據來試圖沖銷這一行為。自2006年以來，中國央行建立了定向發行機制，特定銀行必須根據央行的決定以較當前市場為低的收益率承銷央行票據。由此，中國央行得以調整市場整體的流動性管理和銀行的流動性頭寸。高儲蓄率有助于控制沖銷成本。與此同時，截至2011年6月，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6.5%，央行票據占銀行存款的比例達到10%，也為經濟帶來了結構性成本。 為保持經濟增速高于6%，決策者會傾向于在面臨潛在的經濟低迷期時，放松對信貸的控制。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時，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出臺的“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這一信貸擴張導致部分行業資產價格飆升，并削弱了銀行改善風險管理的部分成果。此外，許多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都在融資時有著這樣一種認知：未來幾年或將面臨不良貸款（NPL）的問題。 這些情況也導致改革進程的磕磕碰碰。 圖片來源：攝圖網 2005年人民幣歷史性“脫鉤” 從亞洲金融危機至200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在8.2的水平。 但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外匯政策面臨外界越來越多的壓力，他們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了。而在中國，則存在人民幣升值可能會降低進口價格、導致實際利率提高的擔憂。匯率升值還可能會打擊許多利益相關方，不僅是出口商，還有重要的農業領域，更便宜的進口農產品可能會損害到對本土農產品的需求。 尤其是中國財政部擔心，人民幣升值可能損害地方政府償還貸款的能力。而財政部并不是唯一一個。馮輝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崛起》一書的另一作者貝爾（StephenBell）表示：“在人民幣脫鉤和重估一事上，除央行之外，各部委的態度即使不是負面，最多也是冷淡。”“然而中國央行最關心的是，放開匯率制度主要是為了獲得更大的貨幣政策自由裁量權。在這次爭論中，中國央行是2005年停止人民幣盯住美元行動背后的重要推動者。” 為了保持匯率，中國央行不得不用人民幣購買銀行間市場的多余外匯——相當于發行基礎貨幣。操作中，中國央行將商業銀行的儲備賬戶計入等值人民幣。馮輝及貝爾稱：“由于被動購買外匯，國內市場貨幣供應量大量累積（以M2的形式）給中國央行帶來了嚴重的通脹壓力。” 盡管一些出口為導向的亞洲經濟體在外儲積累過程中已經實施了沖銷操作，但是中國央行的規模要大得多。據現任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的研究，2003年至2007年期間，中國央行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5次，從市場吸收了3.4萬億元。同時，中國央行還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發行了以人民幣計價的票據和債券，央行票據按照中國央行設定的利率拍賣。 在密集的內部和外部討論、以及中國央行官員赴新加坡學習有管理浮動匯率后，中國央行的外匯和金融改革藍圖被接受了。2005年中國宣布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主要是美元、歐元、日元和韓元，以及較小比例的英鎊、泰銖、俄羅斯盧布、澳元、加元和新加坡元）；同時宣布人民幣兌美元一次性升值2.1%（中國央行傾向于升值4-5%）。初期，匯率日內波動在正負0.3%，2007年擴大至正負0.5%。馮輝及貝爾稱：“在2005年就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民幣重估達成共識的過程中，中國央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周小川也被稱為‘人民幣先生’。” 正如中國央行預測的那樣，這些改革確實引發了人們對熱錢流入導致人民幣升值的疑慮，并在2008年3月將通脹推高至8.7%的峰值。這段時期，中國央行通過提高利率作出回應，在2007年加息6次，此外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至17.5%。 “掛鉤美元”短暫回歸 然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央行轉回到了事實上的人民幣掛鉤美元，以支持出口和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計劃，2010年國際收支順差重新出現。但是周小川堅持了他的改革計劃，他在2010年3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盯住美元政策是一項“特殊措施”，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而引入的，這一政策“遲早要退出”。 到2010年夏天，周小川實現了他的承諾，中國央行將人民幣匯率轉回到了危機前的參考一籃子貨幣制度，但是那次人民幣并沒有如2005年一樣實施一次性升值。2012年4月，中國央行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浮動幅度擴大至正負1%。IMF總裁拉加德當時表示：“這印證了中國的承諾，即朝著擴大國內消費方向重新平衡自身經濟、以及允許市場力量在決定匯率水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圖片來源：攝圖網 金融改革 根據199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央行還有確保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任務，這確保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的成立，這三大政策性銀行主要資助國家優先投資項目，減輕國有四大行的一些壓力。同時，管理中國建設銀行（CCB）、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農業銀行（ABC）和中國銀行這四大行的權力集中在他們的總部層面。 然而銀行業在經歷了1993年的地產價格暴跌之后，仍受到不良貸款的困擾。一些分析估計，1996年整個中國銀行業面臨著技術性破產的局面，不良貸款占總體貸款的比例飆升至25%以上。當時中國政府支持了一項資本重組計劃，通過財政部向銀行注資326億美元，這相當于發行了同等規模的特別國債，這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1997年底推高至了8%。不良貸款被劃分入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信達（CCB）、長城（ABC）、華融（ICBC）、東方（中國銀行）。這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發行了1.4萬億元的債券以購買銀行的14億元不良貸款。 周小川曾在1991年至1995年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1998年至2000年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他十分清楚銀行業的不穩定狀況。 在2002年周小川被任命為中國央行行長之后，他又擔任了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試點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幫助開創了一系列政治上可行、技術上合理的銀行改革。此次改革的目的是，通過釋放基于市場的機制，使銀行處于可持續運行的基礎上，同時提高貨幣政策效率以改善整體金融和經濟穩定性。香港金管局前副總裁的沈聯濤評論稱：“關于機構和機構在幫助加強中國實施貨幣政策能力的作用上，周小川具有戰略性眼光。” 中國央行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利用其儲備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同時中國政府還進行了另一項涉及1.2萬億元的不良貸款處置，將不良貸款轉移至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過這次是通過拍賣機制。 中國央行支持的中央匯金公司于2004年1月向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周小川曾在這兩家銀行工作過）注入450億美元。2005年，中國第五大銀行的交通銀行也從中央匯金公司獲得了3.65億美元。沈聯濤告訴《中央銀行》雜志：“周小川理解外匯儲備應該主動使用。” 最終，當時由謝平領導的匯金公司成為了中國銀行體系的主要股東。匯金預計在銀行持股上會獲得財務回報。 周小川也支持銀行上市，這個機制將迫使銀行改善他們的不良信用分析、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這個時期，中國央行獲得了任命四大行高級管理層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現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和新成立銀保監會主席的郭樹清，被任命為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他在任期間精簡了建行，包括削減了75%的董事人數，還提出與績效相關的激勵措施，并讓美國銀行一名高管加入建行董事會。 馮輝稱，“周小川自2002年以來領導了深刻的銀行業改革，在他的執掌下開創了金融自由化，平衡了對快速增長的政治需求和銀行對價格穩定的制度性要求。 在周小川的領導下，中國央行還通過支持國有股流通，促進了2005年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 中國央行還為與券商處理不當有關相關的股票投資者設立了保護基金，這實際上讓中國央行在證券市場上擁有一定監管權。在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配額制度下，中國央行也是中國A股市場外資的早期支持者。香港金管局副總裁的沈聯濤表示，“周小川是非常市場導向的，總是思考提高市場機制和基礎設施。” 堅定改革 周小川領導期間，中國央行還支持發展中國企業債券市場、和改革中國支付和清算系統。中國央行于2005年允許發行商業票據（最長為一年的債券），部署了基于光纖的中國國家現代化支付系統，該系統允許以電子化方式處理和清算大額及小額支付。2002年，中國央行支持了中國銀行的發展。 2008年，周小川引入了最長期限為5年的中期票據，從而啟動了公司債券市場，只不過企業債券在發改委的管轄下。馮輝及貝爾表示：“銀行系統已經大幅改變了，從國家機構的一部分逐步轉變為一個越來越擁抱所有權多元化、現代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模式、以及受到國際市場越來越多審查的體系。” BarryNaughton在2004年發表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周小川是這個領域具有領導權威的技術專家。” 圖片來源：攝圖網 挫折 中國央行并不是永遠都能按照周小川的意愿運作。 一個外界經常舉的例子是中投公司的創立，由這一主權財富基金管理中國外匯儲備，而此前的管理者則是中國外匯局。不僅如此，中投還和匯金公司整合，導致中國央行對銀行以及證券公司的控制被切斷。盡管中投是由國務院管理，央行也在使用外匯局資產上享有一定的便利，中投的人員則來自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不過一位中國觀察家曾指出，周小川本人對于創設中投公司還是持支持態度的。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現在也是中投的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之一。 此外，中國央行對銀行開出的“藥方”給予了工行以及農行。外匯局則監管著中國外儲的絕大部分。不過盡管如此，2008年周小川仍然被再次任命為央行行長，同年央行將票據期限從一年擴展到五年，并創造了一個在交易商協會監管下的中期公司債券市場，而交易商協會則由央行監管，這表明中國央行以及周小川依然有領導層的支持。 人民幣國際化 在國際上，周小川在同行和多邊國際組織（如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中也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熱愛古典音樂的周小川不僅因為其敏銳的思維和引人入勝的幽默風格得到同行的欣賞，他的經濟視野以及他兌現政策結果的能力更得到他人的贊賞。 國際清算銀行的工作人員稱，周小川很少缺席該組織的央行行長會議——除非會期同他在國務院的工作會議相沖突。這些工作人員稱，周小川在出席會議時“非常活躍”，同時也“非常清醒”。當周小川在參加IMF和G20相關會議時，他人對他的評價也十分類似。周小川在國際上發聲也一度引來部分國內人士的議論，但是這并沒有損害他的形象，這也許是因為他為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作出的持久努力。 綜合這些因素，周小川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通過不斷填補中國資本賬戶制度中的漏洞，他不斷放松外匯管制，推動全球使用人民幣。 2008年之后，中國央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明顯加快。中國央行支持中國香港和其他地方的離岸人民幣發展，并鼓勵其他國家以人民幣進行結算。此外，中國央行與不少亞洲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簽署了一系列貨幣互換協議。中國央行也和歐洲央行達成了3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額度，在2013年，還和英格蘭銀行簽訂了2000億元人民幣的互換協議。 2016年，人民幣被納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最大的亮點之一。不過，市場依然擔憂人民幣匯率的諸多限制，以及中國在岸債務的流動性和中國的償債能力。IMF決定給予人民幣10.92%的特別提款權配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小川努力推進的中國市場化改革，以及周小川推動建立更強大國際貨幣體系的努力。正如IMF總裁拉加德所言：“在周小川的領導下，中國央行和IMF的伙伴關系發展迅速，我們同中國的關系一直很好。” 第三任期 周小川的第三個任期出乎大多數人意料之外。 2012年，當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中時，大家都在猜測誰將取代他。中國央行的一篇文章甚至介紹了潛在的候選人，稱他們可能是“下一個人民幣先生”。周小川在2013年時被任命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時，65歲的他繼續擔任中國央行行長。 在第三個任期內，周小川的改革沒有一絲懈怠。 周小川在2013年啟動了利率制度改革，為銀行貸款利率設置了下限，并為存款利率設置了上限。這些限制確保銀行盈利能力，但同時也導致銀行沒有意愿在表內發放風險較高的貸款。利率改革促使中國走向更加注重創新和服務增長模式，而不是停留在中級制造出口和制造業驅動的增長方式。這項改革還有機會扭轉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趨勢，尤其是規范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產品已經發展到足以威脅金融穩定的規模。 在周小川的第三個任期，中國央行首次啟動了同業存單，并在2013年取消了貸款利率下限。2015年，中國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市場上線，不過依然有正式的定價指導和相關管制要求存款利率不得超過基準利率的50%。當然，完全自由化的利率機制對市場提高對中國央行政策能力的信心至關重要。此外，2015年，中國央行推出存款保險，涵蓋所有銀行的人民幣和非人民幣存款，每個存款人在每家銀行的存款保額最高達50萬元人民幣。 在第三個任期內，周小川的市場化改革努力一直同宏觀經濟條件密不可分。中國央行在這段時間收緊信貸標準的努力——包括地方政府債務以及同房地產相關的資金——由于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而式微。此外，金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于2017年成立，旨在幫助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并解決在以前分散和分割的體系下日益混合的金融服務帶來的監管挑戰。 盡管如此，中國央行在新的監管體系中的作用得到了全面加強。周小川之后，具有改革思想的易綱接任行長，郭樹清擔任黨委書記和副行長。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為新的銀保監會。 “周小川成為中國央行的革命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將銀行從官僚機構轉變為技術專家機構，“馮輝告訴《中央銀行》雜志。“他具有政治專長和政治影響力的罕見組合，能夠采取果斷行動，但也知道何時進行妥協以便解決問題。” 圖片來源：攝圖網 向前看 在周小川作為中國央行行長的最后一次新聞發布會上，2018年3月9日，他說中國債務的快速增長——他曾擔心的可能導致“明斯基時刻”——已經穩定下來，理由是廣義貨幣增長低于名義GDP增長。他稱，中國的增長模式已經從數量驅動型轉變為質量驅動型方式，對信貸的依賴程度下降。他還表示，中國已準備好采取更大膽的措施，例如加快市場準入措施，以改善中國資本市場與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之間的聯系。 周小川強調，中國的貿易自由化進程受到2008年危機的掣肘，但中國已經處于“新階段”，可以實施新的改革。他還稱，在他的“個人經驗”看來，金融監管仍然存在一些缺口，以及需要加強部分金融規則，并及時處理一些有風險的金融機構。 他說，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取決于市場參與者以及他們在投資、結算和資產估值方面使用人民幣的意愿，這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退休后的2018年8月底，周說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有時更快，有時更慢”。但他認為，從長遠來看，“考慮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是光明的”。 周小川在任內擁有諸多成就，以至于大家對他盛贊有加。沈聯濤評價說：“周小川是一個有天賦、魅力和魄力的人。處理任何情況時，他總能從容和優雅，這其中包括他讓人放松的微笑。周小川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貿易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從央行退休后，周小川繼續在中國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他現在是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博鰲亞洲論壇副主席（及中國首席代表），國際金融論壇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以及五道口金融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此外，他還是中投公司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擔任中國央行行長期間，周小川并沒有看到他的市場化愿景完全實現，但他可能繼續影響中國和全球的貨幣改革。至關重要的是，他為繼任者創造了繼續推進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