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研中心產業經濟院研究部部長趙昌文：理解宏觀政策不能只看字面意思

每經記者 張喜威    每經編輯 陳星    

又是一年歲末時。12月29日，作為國內金融領域高端學術交流平臺，已創刊16年的《中國金融學》回到創辦地——四川大學，召開第二屆中國金融學博士生論壇暨《中國金融學》創刊16周年學術年會。

據悉，本次活動由《中國金融學》編輯部與四川大學金融研究所共同主辦，科技金融與數理金融四川省重點實驗室、四川大學中國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成都分院共同承辦。

目前，《中國金融學》由清華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合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現場獲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院研究部部長、《中國金融學》創始主編趙昌文，電子科技大學校長、《中國金融學》學術委員曾勇，深圳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闕紫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俞喬、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等近20位教授學者，以及來自成都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等政府部門、業界的嘉賓和40多位博士生參加了此次活動。

學術年會現場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理解宏觀政策不能只看字面

論壇上，四川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鄧富民、趙昌文分別致辭。

近年來，包括科技金融在內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在國內形成了很大的影響。鄧富民在致辭中表示，四川大學商學院的科技金融成果也廣泛運用到成都市、四川省乃至全國的金融服務，助力經濟高質量的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

趙昌文在致辭中談到了對宏觀政策的理解。他表示，對于“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保底”這三句話，很多人僅從字面上理解是不妥的。

趙昌文表示，“宏觀政策要穩”，更多是說除了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之外，政策目標是要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或者說要穩增長。“微觀政策要活”是說致力于達成的目標是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而不是微觀政策本身經常變化，簡單從形式主義的角度理解可能出大錯。“社會政策要兜底”也是要筑牢一個安全網，讓全社會的資源能夠按照市場的規律順暢流動，這樣才可以有優化配置。

參會的學術委員嘉賓主要圍繞“金融對外開放、金融政策和風險防范”“金融創新發展與供給側改革”“金融科技發展與機構的數字化轉型”三個主題進行了交流。

其中，俞喬談到學術研究“參照體系”問題。他表示，“如果我們的研究以美國為參照體系，可能有很大的問題。”或許應該從東方歷史，中國的出發點，以及全球面臨的新挑戰等各種可能性中尋找答案。

此外，趙錫軍針對對金融的認知，金融的邊界等問題展開了討論。闕紫康就供給側的金融創新談了自己的見解。曾勇針對“金融創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提到針對小微企業、科創企業融資問題，最關鍵的不是“高成本”，因為這些企業的風險本身就高，關鍵是要創造一套治理、管控的機制。

“結構性改革”或成政策主流

上個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大危機”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逐漸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依據。

“任何一種良藥時間長了肯定會有‘抗藥性’，從近些年的實踐可以看到，2007、2008年金融危機、‘量化寬松’后，主要國家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又普遍出現了經濟下滑。”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王維安在發言中表示，實踐證明，從總量、需求端解決問題，經濟一定會在供給端或結構方面出現問題。

王維安表示，如果貨幣政策最終宣告徹底失靈，全球經濟再救不起來就可能引發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下一個有效的政策理論是什么？

“中國、日本、歐洲都存在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問題，中國推出的結構性改革也許會成為未來世界經濟政策的主流。”王維安認為，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生事物，大家的認知開始肯定會有分歧。但2016年的G20峰會上，許多國家認識到靠長期貨幣“放水”已經解決不了問題。對于中國的理論、政策，學者們應該高度重視。實踐證明，經過幾十年的中高速增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沒有值得總結、值得研究的東西呢？

王維安表示：“國內的理論研究已大大落后于實踐，而實踐始終走在理論的前面，實踐才是最豐富的，我們應該沿著實踐的改變，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認知。”

此外，趙昌文在最后的總結中，針對歐洲、日本融資需求下降提出了兩個問題。從需求側思維看，企業不貸款意味著資金沒有需求，這種下降是不是趨勢性的？從供給側思維看，當資金的需求出現變化時，資金的供給者在哪里？商業銀行的未來在哪里？過去50年，銀行業機構逐漸在全球上市公司前十強的排名中退出，在2018年和2019年的排名中，整個金融業就剩兩家，其余基本都是微軟、騰訊、Facebook、谷歌、阿里等平臺企業。

趙昌文認為，作為開放式體系，平臺企業價值創造的原理與傳統管道企業不同。平臺實現的是網絡經濟，價值創造的來源除內部資產外，很大程度上是外部連接性，只要外部有連接性，其擴張就不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