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全球“慢性蕭條”？ 上海交大潘英麗：培育高效率的經濟組織

每經記者｜孫嘉夏    每經實習記者｜朱成祥    每經編輯｜盧九安    

4月9日晚間，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在名為《全球變局下的中國經濟轉型之路》的公開課上，就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不穩定的趨勢，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續蔓延，歐美國家消費收縮，生產中斷，全球化呈現出退潮趨勢。對此，潘英麗認為，歐美由于貧富分化和消費飽和，消費市場將長期萎縮。中國現在的出口主要是去歐美的，對企業而言，需要做戰略調整。

對于全球經濟大變局，中國經濟需要結構優化，從依賴外需到轉向內需，從重資產轉向高效能。其中，潘英麗重點提及“培育高效率的經濟組織”。

不穩定的源頭：歐美長期寬松撞上疫情

潘英麗表示，疫情發展導致消費收縮，美國服務消費占到家庭消費的68%，因而疫情對消費產生了巨大沖擊。

對于前段時間歐美股市罕見的崩盤，潘英麗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長期低利率、加杠桿以及風險平價基金。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歐美長期實行低利率、量化寬松政策，很多國家已經是負利率。這導致很多原本投資固定收益市場的資金很難賺錢，也紛紛進入股市，比如養老基金、保險基金。

同樣是因為低利率，上市公司也利用便宜的資金回購股票，從而推高公司股價。另外，ETF基金也有隱性杠桿，基本上有50%的ETF的杠桿達到本金的4倍，所以一旦出問題，ETF基金便瘋狂拋售。再加上風險平價基金引發市場聯動，不僅股市崩盤、債券市場崩盤，甚至連國債市場一度也出現了非常緊張的局面。

可以看出，疫情對歐美經濟造成巨大沖擊，而高杠桿又放大了資本市場的風險。潘英麗強調，全球經濟有很大概率陷入慢性蕭條。蕭條的根源是貧富的極度分化，貧富分化又導致最終需求的萎縮。

“全球64%的成年人擁有1.9%的財富，而不足1%的富人，卻擁有45%的財富。對富人來講，財富的增長不帶來消費的增加。而大量低收入群體缺乏消費的購買力，所以貧富極度分化是一定會帶來最終消費收縮的”潘英麗補充道。

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補貼來“和諧”貧富分化，但各國政府財政都已經出現了枯竭的狀態。財政枯竭的背景下，貧富分化一定會帶來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這都是全球化退潮的內部壓力。

同時，疫情也令跨國公司反思，零配件分散在世界各地，生產有可能中斷，未來很可能會放棄一些效率、利潤，來換回生產的穩定。

中國經濟：穩定+轉型

在全球經濟可能陷入慢性蕭條，以及全球化退潮等背景下，對于中國經濟，潘英麗提及兩點，一是“穩定”，二是“轉型”。其認為，穩定是一個快變量，要強調復工，要強調紓困；轉型則是慢變量。即短期依靠財政、貨幣政策穩住經濟，長期則強調結構改革、結構調整。

對于轉型，潘英麗表示需要市場化需求去引導，以及培育高效率的經濟組織。目前，國內經濟一大問題便是金融資源的錯配造成產業結構的失衡，銀行放款主要看有沒有抵押品，有抵押的三個領域，比如說制造業、房地產、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已經全面過剩了。

一方面是很多企業難以融資，另一方面投資者卻面臨資產荒。潘英麗認為：“我們的銀行、投資者都覺得資產荒其實是一個‘好企業荒’，有效率的、高成長的、自律的好企業太少。所以我們的法律制度、相關政策要重點培育，為高效率經濟組織創造好的生產環境。”

關于產業結構扭曲，高科技、輕資產行業發展滯后，潘英麗認為是因為沒有股票市場的支持。“中國股市未來發展的核心是保護中小投資者，防范商業欺詐”

在問答環節，潘英麗就近期的瑞幸財務造假事件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說瑞幸是拿國際資本補貼中國老百姓，我覺得是不好的一種觀點。股票市場的資金融通必須讓真正有內涵的、有發展前景的企業來獲得資金支持。”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