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非經濟因素愈發影響人們的空間選擇

每經記者｜程曉玲    每經編輯｜劉艷美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 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近日，各地2022年人口數據公布，不少大城市和城市群出現人口增速放緩甚至負增長趨勢。其中，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常住人口集體負增長，更是引發關注熱議。

“按說即便中國人口總體負增長，作為經濟發展龍頭的這些大城市或者一線城市，它們的人口在城鎮化過程中也不會那么快進入負增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看來，這個問題背后有著更深的邏輯轉變。

5月20日，張永生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3年會暨青年論壇上演講指出，“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城鎮化的底層邏輯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是以GDP為中心的發展轉到以美好生活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張永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表示，過去的發展概念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但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對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反思”。

“背離”

“我們過去講現代化，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為標準，后發國家都聚焦在如何實現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對‘什么是現代化’其實沒有做深入的思考。”張永生指出。

按照他的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不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更是對現代化的內容進行重新反思。“這樣也就會有不同的現代化內容。”

表現在城鎮化上，則是底層邏輯發生變化。張永生進一步解釋，在過去，發展被視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轉移到工業、轉移到城市，城鎮化的理論和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所謂規模經濟的基礎之上。

“現在看來，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一些問題。”張永生直言，情況正在發生轉變。

數據顯示，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都已出現負增長，而長期保有較高人口吸引力的長三角，去年人口增量已從百萬級“腰斬”至不足50萬，創歷史新低。

在張永生看來，很多城市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化正在出現背離，這個問題背后有著更深的邏輯轉變。

“初心”

“如果我們用收入均等化解釋城市發展的動力和空間選擇的模式，即使扣除大城市的交易費用等額外支出，也很難得出城市會有現在看到的這種現象。”張永生表示。

換句話說，僅從收入來看，大中小城市和鄉村相比，大城市人均收入相對更高。但如果將人們的滿意度或者幸福指數等作為美好生活的代表性變量時，就會發現，大中小城市和鄉村的差距相比GDP遠遠沒有那么懸殊。

“我們自己的調查顯示，收入在人們空間選擇的選項中實際上只排到第六，在它之前還有很多非經濟因素。”張永生表示，“現在我們經濟學的分析漏掉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說明標準效用函數很難代表人們美好生活的目標。”

反之，如果對經濟學目標函數進行重構，就會很容易解釋這種現象。

在張永生看來，這背后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城鎮化的底層邏輯發生了改變：以GDP為中心的發展轉到以美好生活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他認為，隨著發展的目標和內容發生變化，應該對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包括為什么發展、發展什么和如何發展？

張永生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補充道，“這需要回歸到發展的初心——提高人的福祉，其中包括物質的要素，也就是傳統GDP的概念，同時也包括非貨幣和非市場的一些因素。如果把這些都考慮進去，經濟發展的內容和空間組織形式也就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