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劉旭強 攝 “過去的40多年改革開放，哪個階段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發展最快？是2002到2008年。” 6月15日，全球前沿科學50人智庫論壇（第二屆）在成都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現場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角度來看，參考過往經驗，當下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 聚焦國內市場，張燕生提到，中西部地區可以學習浙江模式，用市場機制解決效率問題，用政府作用解決公平問題，“兩手抓、兩手硬”。 推動科技創新高水平 對外開放至關重要 全要素生產率，不僅反映生產要素的質量，也反映了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是經濟增長質量最主要的度量指標。 張燕生提到一組數據，以我國改革開放成就最突出的電子制造業為例，我國最大的優勢來自于規模化產業集群，貢獻度為48%。而生產制造積累的知識、經驗和生產效率的貢獻度僅為25%，體現為以規模和成本為主的產業優勢。 在張燕生看來，下一步，我國應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子，從過去的規模和成本優勢轉變為未來的高增值和創新優勢。 而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核心支撐。從全球視野看，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科技日新月異，我國該如何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 張燕生引用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提供的一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數據作分析。數據顯示，1978-2022年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長9.1%，其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了2.9個百分點。分階段看，以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到美國次貸危機的2002-2008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高，達4.2個百分點。 之所以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快速增長，據張燕生分析，一方面是在這之前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于1998-2002年間推出一攬子政策，解決經濟發展的短期矛盾和一些長期歷史障礙。另一方面，2002到2008年間，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體制機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改革，在開放條件下提升國際競爭力。 張燕生表示，借鑒歷史經驗，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當前我國需要出臺以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為主體的一攬子政策，提振短期需求，并解決長期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障礙。 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推動科技創新，要繼續“開創新的竅”；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繼續“開法治的竅”；推動商品、服務、資源、要素等流動型開放，繼續“開國際化的竅”。 推廣浙江模式 兼顧經濟發展效率和公平 張燕生表示，如果研發強度（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來衡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中國各區域可分為三個明顯的梯隊。 第一梯隊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和浙江等地，研發強度已超過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家平均水平。這些省份已進入創新驅動模式，但在知識、技術和人才存量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來提高； 第二梯隊為包括四川在內的12個省份，研發強度低于OECD國家，還未達到創新驅動階段，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發展。但從2016-2023年，四川、重慶等第二梯隊省份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已連續7年增長率超過10%，進步得非常快； 第三梯隊的13個省份，一年投入創新的經費加起來還不到廣東省年投入經費的一半，還處于資源驅動模式。 第一梯隊怎么解決創新體制機制問題，第二梯隊怎么進入創新驅動，第三梯隊怎么實現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張燕生認為，每一個梯隊，其動能轉換、結構轉換、模式轉換面對著不同的問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因地制宜。 張燕生特別提到，浙江模式值得全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學習。作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浙江民富指數高。同時，城鄉收入差距、地區差距遠小于廣東、江蘇、山東等經濟大省。 “為什么老百姓腰包又鼓，差距還小？”張燕生表示，浙江用市場機制解決不充分發展的問題，用政府的作用解決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兩手抓、兩手硬”。因此，張燕生建議，中西部地區應學習浙江做法，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做到效率和公平兼顧，持續降低城鄉和區域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