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上海交通大學嚴弘：綠色科技領域投資存在“供需失衡”，擁有“慧眼”識別早期技術潛力的專業資本不足

每經記者｜溫雅蘭    每經編輯｜張益銘    

在“雙碳”目標推動下，我國綠色科技產業正迎來高速發展期。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綠色低碳產業產值規模約11萬億元。在水力、風力、光伏等清潔能源發電領域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截至2025年6月底，全國風電、光伏裝機容量已突破16.7億千瓦，約占電力總裝機量的45.8%，成為新增電源主體。

然而，產業繁榮背后，資金投入、綠色技術發展等方面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近日，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可持續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嚴弘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2025中國可持續投資發展論壇”現場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當前綠色科技領域存在顯著的“供需失衡”——以國家和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和專項基金為代表的政策性資金多流向國企背景項目或大規模項目，而真正推動技術創新的民營企業或中小規模項目則難以獲得支持，導致“旱澇不均”的結構性矛盾。

嚴弘表示，針對這一問題，可以借鑒國際經驗，推動企業風險投資（CVC）模式，將產業需求與技術研發深度綁定。“在發展綠色技術的過程中，這種由產業方牽引、貼近需求的CVC模式，可能比追求單一技術突破的傳統風投更為適配。”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嚴弘 受訪者供圖

對可持續的認知影響企業綠色轉型路徑

NBD：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如何助力綠色金融的發展？如何通過技術手段有效監管和避免“漂綠”行為？

嚴弘：綠色金融的有效推行，長期以來依賴于一系列環境指標，但這些指標的可得性與真實性往往存在疑問。例如，企業在碳排放、環保實踐成果等方面的數據，時常受到詬病，導致綠色金融領域中“漂綠”現象屢見不鮮。

如今，隨著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技術的發展，這一狀況正在得到改善。一方面，技術能夠幫助我們更精準地收集與測量數據，如追蹤企業的碳足跡、監測碳排放，并對潛在風險點進行預警。這不僅實現了運營與環保實踐中的數據整合與分析，也提升了風險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使得相關數據和指標得以“上鏈”，憑借其不可篡改的特性，有效保障了數據的真實性，從而減少“漂綠”行為，確保綠色金融資源真正被用于助力企業綠色轉型。

因此，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科技進展，為綠色金融提供了重要支撐。同時，綠色金融本身也能推動環保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幫助企業降低碳排放、減少環境污染。例如，光伏技術的發展已使光電成本趨近甚至低于傳統電力成本，從而鼓勵更多企業使用綠色電力。此外，在園區建設中，依托區塊鏈與人工智能構建的智能電網，能夠優化電力調配與管理，實現降本增效。

關于“漂綠”的監管，區塊鏈技術通過數據的不可篡改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造假動機。然而，建立可信體系仍需結合第三方核證機制，遵循“信任但驗證”原則。當前推行的“綠證”認證，即依賴于可驗證的數據來源與達標依據。若缺乏科技手段的支撐，此類認證易流于形式或產生造假，而通過技術保障數據的真實性與過程公正性，綠色金融的實施方能更加可靠、有效。

NBD：企業在推進綠色金融和綠色轉型方面的動力和資源并不均等。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嚴弘：企業在推進綠色金融與綠色轉型過程中，其動力與資源往往會有分布不均的情況。

部分企業因前期實踐獲益而愿意持續投入資源，但還有一些企業則視綠色轉型為成本負擔。例如，若原有紡織機械需適配新能源或新技術，可能涉及整條生產線的更換，導致短期內成本顯著上升，因此更傾向于將其視為支出項而非價值創造環節。但是，從長遠看，延遲轉型可能帶來更高代價。若當前不進行改造，未來五年可能被迫升級，屆時成本或許更高。

此外，企業并非只能選擇完全替換設備。部分技術的升級轉型，也能夠使現有的設備適應新的能源結構，甚至實現能效提升，從而達到降本增效的結果。

企業是否采取行動，往往取決于其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是主動還是被動，也與其社會責任感有關。但無論如何，綠色轉型的效果最終都可能會體現在企業價值層面，這其中關鍵的區別在于企業更關注長期價值，還是短期收入與現金流。這種認知與戰略取向的差異，也導致了企業在綠色轉型路徑上的不同選擇。

綠色科技發展資金“供需失衡”

NBD：金融機構應該如何進行綠色科技投資？綠色科技投資的現狀如何？

嚴弘：以光伏行業為例，其發展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實實在在降低了綠色電力的使用成本。同時，行業激烈的競爭環境也推動了技術快速迭代。然而，并非所有行業都能遵循相同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需要將綠色科技置于與其他前沿高科技，如芯片，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來看待。

綠色科技涉及范圍廣泛，其發展既需要政策支持，也離不開技術層面的持續推動。當前，很多人認為我國在綠色科技領域具有一定領先優勢，不屬于“卡脖子”技術范圍內，但其實這種看法忽略了產業全面升級的緊迫性。我們不能只專注于少數幾個尖端領域，在鋼鐵、電解鋁等已納入碳交易的傳統高耗能行業，我們正面臨嚴峻挑戰，尤其在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等國際規則下，綠色轉型的壓力巨大。

從投資角度看，當前綠色科技的投資多集中于一級市場，且資金總量有限。以國家和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和專項基金為代表的政策性資金，出于穩健考慮，往往傾向于投資有國有企業背景的項目或者規模比較大的項目。然而，大量的科技創新恰恰源自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這就造成了投資市場的供需錯配。擁有“慧眼”識別早期技術潛力的專業資本不足，而追求確定性的資金又難以流向最需要支持的中小創新企業，形成了“旱澇不均”的局面。

關于未來技術路徑，雖然核聚變等遠期方案備受關注，但中期內最現實、最重要的方向仍是光伏等清潔能源的穩定轉化和推廣應用，以及企業通過技術改造持續降低能耗。后者本身就是綠色發展的關鍵標志。

此外，綠色技術的發展深度依賴于基礎學科的進步。許多環境問題的解決都與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基礎科學研究息息相關。因此，對基礎學科的長期投入與支持，是綠色科技實現根本性突破的基礎。

NBD：高校、金融機構和科技企業在推動綠色科技發展中應分別承擔什么角色？

嚴弘：產學研結合是推動綠色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高校通常側重于基礎技術的研究，而企業更貼近實際應用場景，專注于從“1到100”的產業化推進，但兩者并非毫不相干。企業在實踐中發現的技術需求能夠反饋給高校實驗室，促使其開展更前沿的探索與攻關，兩者相輔相成，形成有效循環。

例如上海交大的“大零號灣”就是促進產學研協同的典型范例，而上海交大與清華大學也同為國家級科技成果轉化改革試點單位，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來助力知識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在這一生態中，金融機構的角色同樣關鍵。目前，與綠色科技結合較緊密的多為創投、風投基金，它們承擔了“投早、投小”的風險。聚焦到綠色科技投資，目前國內仍以政府引導基金或專項基金為主導，社會資本投入不足。這并非因為市場缺少資金，而是由于多方原因。一是對綠色科技商業模式了解不深、信心不足；二是真正成功的標桿案例尚不多見；三是在政府主導的現狀下，部分社會資本可能將之視為“政府事務”，從而參與意愿不強。

在國際上，企業風險投資（CVC）模式值得我們借鑒。CVC即由大型企業投資與其戰略相關的中小企業，能夠將產業需求與技術創新路徑深度綁定，更有利于技術的迭代與應用。綠色科技的發展往往需要集成多種技術，且應用場景分散，與芯片等目標集中的“宏大敘事”不同，因此這種由產業方牽引、貼近需求的CVC模式，可能比追求單一技術突破的傳統風投更為適配。

封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