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縣“雞慌”：養雞風險高養殖戶紛紛退出

每經記者 彭斐 河北承德攝影報道

在電影里，美國農場主們別樣的農作和生活方式曾讓人羨慕不已，今后，類似的“家庭農場”，在我國或將大量出現。

1月31日，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布，其中一大亮點是：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提出鼓勵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以及農民合作社的發展。

在我國，這更似是種養大戶升級版的“家庭農場”，同時又有了新的涵義：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而在一號文件首提之前，“家庭農場”的影子已在國內的農業生產經營中浮現，但這種新型農業經營方式，在現實中仍存在諸多難題。

比如，在“公司+農戶”的模式下，自2000年即在河北承德縣開始的家庭肉雞養殖，曾給農民帶來了致富的希望，但現在，農民遇到了議價權被動、貸款門檻提高等問題。此外，在山東聊城，截至2012年底，土地流轉量已達60萬畝，為建立“家庭農場”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家庭農場”概念如何細化、相關配套措施如何完善等問題。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奔赴河北，對承德當地的規模化養雞現狀和問題進行深入調研，以求探討我國“家庭農場”之路。

將肉雞養殖作為三大農業主導產業之一的承德縣，如今卻鬧起了“雞慌”。

在承德縣的官方統計中，目前全縣肉雞飼養能力達到6700萬只，遍布全縣23個鄉鎮，178個行政村，3500個肉雞養殖戶，年戶均利潤2萬元。

對于上述數據，承德縣的養雞戶持懷疑態度。一位肉雞養殖合作社負責人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賠錢的不少，占百分之五六十，幾乎家家欠貸。”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承德調查發現，自2000年即開始規模化肉雞養殖的承德縣，在“公司+農戶”模式下，由一家大型企業主導的產業鏈條上，在飼料、人工、煤電等成本都在上升的情況下，如果肉雞的收購價格偏低，則很可能造成養殖戶的大面積虧損。而養殖戶們往往缺乏議價權，同時市場信息的采集上也無法與企業處于對等條件，于是養雞成了一項風險極高的行當。

現狀篇：

養殖戶稱過半虧損三融公司簽約戶數下降

6年前，在承德縣下板城鎮搞運輸的宋文國，還是決定回老家松樹溝養雞，與他一同回去的，還有經營窗簾店生意的妻子尹艷春。

之所以如此堅定，是因為當時外界所宣傳的養雞的高利潤回報率。宋文國說：“當時政府、企業宣傳說，一茬雞就能賺1萬多。”

“一個棚一年養5茬，多蓋幾個雞棚，一年收入那還了得？”在承德縣，打著同樣算盤的不只宋文國一人，2008年前后，肉雞養殖在承德縣備受關注。

據河北省農業廳網站2007年9月的相關信息，承德縣把發展肉雞產業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舉措來抓，而在2007年上半年，全縣肉雞出欄量達600萬只。

有著10余年養雞經驗的張躍成則表示，2008年可以看作是承德縣養雞的一個分水嶺，此前只是小規模養殖，此后雞棚則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承德縣域達肉雞養殖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張守廷表示，2009年建得最多，發展也最快，縣里也補點錢，村里有指標，鎮也有指標，“縣里給下的指標”。

據 《承德日報》2009年11月19日報道，承德縣肉雞飼養量已達3820萬只，年帶動近3000多個養殖戶增收7000多萬元，并且以每年1000萬只的速度增長。

2009年，當時還在村支書任上的孟凡林開始養雞，也就是從2009年起，松樹溝連續兩年被評為滿杖子鄉養雞專業村。

“當時是劃為養雞專業村，還有不少獎狀呢，但慢慢卻都賠得夠嗆。”孟凡林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即便賠錢，但縣里、鄉里對養雞依然有任務。

承德縣農牧局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縣肉雞飼養能力達到6700萬只，遍布全縣23個鄉鎮，178個行政村，3500個肉雞養殖戶，年戶均利潤2萬元。

然而，養雞戶對上述數字卻并不完全認同。張守廷向記者表示，近幾年，養雞賠錢在承德縣已經成了常態，“賠錢的不少，占百分之五六十。”

3月19日至22日，記者曾以承包雞棚養雞為由，與承德縣包括頭溝鎮、石灰窯鄉、孟家院鄉、滿杖子鄉多家養殖戶聯系，他們的回答幾乎一致：養雞不賺錢，風險太高。

農戶陸續選擇了退出。如今，承德縣的雞棚不少陷入癱瘓狀態。

滿杖子鄉信用社主任劉志軍（音）向記者表示，“我們鄉的養雞戶，百分之八九十都停了，就剩一兩戶了。”

3月21日，記者從承德三融畜牧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融公司）合同發放部了解到，此前最多時公司的簽約養殖戶有800多戶，目前則只有四五百戶。

而在承德縣農牧局的介紹中，“公司+農戶”的模式，為當地肉雞養殖的主要模式，其中起帶動作用就是當地的龍頭企業——三融公司。

中投顧問農林牧漁業研究員鄭宇潔表示：該模式可以看作是我國 “家庭農場”的一種表現形式，但這種形式也存在弊端。在卓創資訊肉食雞分析師胡新凱看來，“公司+農戶”的模式，雖然對農戶的銷售有所保證，但包括養殖戶的利潤空間、議價空間，更多是由食品企業在掌握。

公司篇：三融把控“一條龍”養殖戶利潤難保證

4月初，孟凡林的5000只肉雞就要交貨，他心里對能否盈利仍然沒底。“一噸料4200塊錢，5000只雞能喂到24~25噸飼料的樣子，這茬雞如果要交到他們那給我合到12萬塊錢，就掙不了錢了，押金也扣沒了，那就真沒治了。”

孟凡林所說的他們，指的就是三融公司。承德縣農牧局對于養殖中資金解決途徑的解釋中稱：“農戶無法解決流動資金的由三融公司墊付，回收毛雞時扣回。”

三融公司在當地市場的占有率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在承德縣農牧局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供的資料中提到，除了三融公司外，還有北京大發正大、灤平華都、山東六和、遵化美客等多家公司在承德縣發展肉雞，但占的比例較小，約占全縣肉雞飼養總量的20%。

宋文國2011年上最后一茬雞時，兩棚一共上了將近8千只，他說：“三融的領導也來了，說這茬雞你能掙到錢了，最少一棚也能掙一萬塊錢。結果到了交雞，卻賠了兩萬多。”

石灰窯鄉一位三融公司簽約戶表示：“現在給三融養的，還是賠錢的多，如果一批一批地簽合同，出了問題沒人管，而簽一年5批的合同，即使賠，你也得養。”

胡新凱向記者表示：“如果是養殖戶經營不善，不可能普遍都賠錢。肯定是食品企業在定價上存在一定問題。”

“合同養雞就那樣，利潤空間在那擱著呢，養得很好了能有5塊錢/只的利潤，一般情況三四塊錢。”三融公司邢經理表示，“公司+農戶”就是農戶提供雞舍，公司統一提供雞苗、飼料、獸藥。

承德縣在向記者解釋“公司+農戶”的模式時，亦提到“五統一”發展模式，具體為集肉雞屠宰、飼料加工、種雞飼養、雛雞孵化、產品銷售為一體的閉合式、循環產業鏈條。

上述石灰窯鄉養殖戶稱：“養一只雞必須喂8斤料，喂7斤（會）罰你，是不是你在外面用‘黑料’了，超量行，合同上是一條龍，必須全喂三融的。”

胡新凱對記者表示，這是最嚴格的大合同，就是說用我的苗、料、藥，等雞出來了，給你一個很好的價錢，但是現在食品廠也不好做，而且其中的損耗勢必由養殖戶來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在肉雞價格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當地飼料價格卻由2010年前后的3200元/噸，漲到了現在的4200元/噸上下。

石灰窯鄉養殖戶表示，有時候公司給的料70%是小麥，應該以玉米為主，現在小麥便宜，每斤比玉米能省兩毛錢，“喂玉米長得肯定要快，小麥本身滑腸，雞吃了不長肉”。

該養殖戶表示，現在雞苗不行，料也不好，空間太小了，掙得少，一只雞弄好了掙3塊錢，弄不好，就兩塊左右錢，這還要除去自己在煤、電、人工等方面的投入。

“這種模式的弊端是，包括養殖戶的利潤空間、議價空間，更多是掌握在食品企業手中。”胡新凱說。

承德縣農牧局則表示，目前三融公司是直接與農戶簽訂肉雞飼養合同，一切的手續都是公司和農戶直接辦理。

然而，對于這種直接合作方式，部分農戶甚至有些稀里糊涂。多位三融簽約養殖戶表示，最終被拉到三融公司的雞到底有多重，他們也不知道。

全國人大代表、承德縣孟家院鄉養雞協會會長姜桂學則認為，在“公司+農戶”的養殖模式中，公司掌控著養殖戶的利潤空間，缺乏一個政府引導、農民自發的中介組織。

中介篇：三融進中介出 養殖戶議價角色缺失

“哪個地方都有養得好，養得不好的，這主要看人。一宿一宿地睡覺，不起來看爐子，肯定養不好，這玩意就是個功夫錢。”對于養殖戶們反映的虧損問題，三融公司合同部人士稱。

對此，張守廷直言：“不可能，老養殖戶養雞都細心著呢，不說別的，以前都還行，怎么就現在不行了呢？”

張守廷所說的以前，是在三融公司成立之前，彼時，當地養殖戶多與北京大發正大公司合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承德縣相關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正是與來自北京的公司在“公司+農戶”模式下的盈利，才促成了后期三融公司的介入。

公開資料顯示，承德縣合同肉雞生產始于2000年底，首先是與北京大發正大公司合作，2006年又引資組建了三融公司。

隨著一家新企業的組建，養殖戶與企業的合作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在一位有著10余年肉雞養殖經驗的農戶看來，最大的不同就是現在是農戶與企業直接結算。

一位當地人士向記者表示，2009年肉雞在承德縣迅速做大之際，原本在養殖戶與公司之間負責聯系的中介，承德縣牧興養殖服務中心悄然退出了。牧興養殖服務中心的賈姓經理表示，三融公司在進入承德縣時，第一個條件就是不要中介。

去年底，承德縣農發辦主任孟令鈞曾表示，由于縣內缺乏肉雞屠宰加工廠，出欄的肉雞在回收運輸過程中死亡率和失重率高，直接降低了養殖戶收益。

“做大做強一個產業，必須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在孟令鈞看來，盡管承德縣肉雞產業規模在不斷壯大，但還只限于肉雞的養殖和毛雞的出售。

據河北新聞網消息，去年7月13日，河北三融集團投資建設的承德三融食品園開工，該項目選址石灰窯鄉河西村，計劃占地1000畝，總投資25億元。據悉，承德三融食品園項目全部竣工后，預計年銷售收入達93億元，利稅8.8億元，養殖戶戶均增收3.5萬元以上，安排2.3萬人就業。

“現在政府推廣的力度特別大，就是把肉雞生產，作為年底各鄉鎮考核的一個標準，甚至是一票否決。”承德縣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

在鄭宇潔看來，“公司+農戶”的模式已可以算作是“家庭農場”發展的一個模式，但這個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有必要在中間加一個中介組織，表現為農民自發形成的合作社組織。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國祥認為，農民合作組織有助于現代農產品的增產、銷售，以及生產資料供應，至于合作社能不能發揮具體作用，還很難說。

姜桂學表示，需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成立農民能做主的協會，“不合理我就不買你的賬，不養你的雞，你企業還能發展嗎？”

在一位當地養雞戶看來，正是由于中介的缺失，使承德縣的肉雞養殖如同一場賭局，養殖戶就像牌桌上的賭徒，不同的是，一旦沒有了本金，他們甚至很難主動退出。

農戶篇：養殖戶貸款難 后續資金如何著落？

幾年前，肉雞養殖在承德縣異常紅火，甚至是“有錢人”才能參與的游戲。孟凡林表示，早前養雞戶的家里多少都有幾萬塊錢，基本上屬于村里的富裕戶。

宋文國稱，相比于一個雞棚至少10多萬元的造價，政府的補助平均在每個棚上只有1萬元左右，最終還是要貸款借錢，信用社不夠，就發動親戚朋友。

“缺錢”并未阻擋農戶建雞棚的熱情。2007年，宋文國建第一個雞棚時，僅釘子錢就花了1800元，他的3個雞棚前后投入34萬元。在這期間，他的3輛大貨車及縣城的窗簾店先后賣掉，錢款全部用在了建雞棚上。

同樣是松樹溝村的趙振仿，在雞棚建到一半時沒錢了，在聽取鄰人建議后，趙振仿決定外出打工，最終湊齊了建雞棚的錢款。

養雞之初，宋文國曾算過一筆賬，“正常情況下，一年能養5茬雞，一個棚一茬就能賺1萬元，多蓋幾個棚也就賺得更多。”

在承德縣，有著如此算盤的不只宋文國一戶。據統計，2007年上半年，承德縣肉雞出欄600萬只，目前全縣飼養能力則達到6700萬只。

而在承德縣養雞規模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對宋文國和眾多養雞戶而言，“賺錢”猶如畫餅一般。

宋文國表示，“好的情況到手的純利能有三五千。”但宋文國強調，“這是最好的，賠錢的明顯要多。”

尹艷春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棚就說10萬元，承德縣癱瘓的雞場700戶還是有的，本錢下來就得7000多萬元，這些棚到現在幾乎都沒回來本錢。”

在曾連續兩年被評為養雞先進村的松樹溝，記者了解到，在該村的9個養雞大棚中，只有原支書孟凡林一家仍在養雞。

“就我們承德縣這些癱瘓的雞場，得多少錢呢？”趙振仿表示，現在養雞戶基本上在外面都有借款，欠債對他們來說已是常態。張守廷則表示，好多都是貸款聯保，養雞的還不上了，其他聯保戶掙點錢，全都幫著還賬了。

承德縣對肉雞養殖出臺的貼息政策顯示：以每只雞最高不超過15元的貸款額，年息4.8%貼息標準貼息一年；扶貧村可以爭取到5%，由縣扶貧辦給予貼息。

“養雞戶貸款都得幾萬元，十幾戶下來，（僅滿杖子鄉）養雞貸款就得四五十萬元，現在信用社的貸款都很難收回。”劉志軍說，為了還貸款都打工去了，有的甚至連貸款利息交不起。

承德縣某鄉鎮信用社信貸員稱，出于風險考慮，除非拿存折抵押，基本不會再向養雞戶貸款。

如今，肉雞養殖雖仍被縣政府視作主導產業，信用社卻收緊了對養雞戶的貸款力度，而在賠光家底后，除了雞棚，養雞戶很難再拿出抵押物。

“雞棚上下全是水泥結構，即使要復耕，每個棚也得1萬多塊錢。”宋文國已是騎虎難下，但他仍在期待縣里的一些解決措施。

對于政府的緩解之策，劉志軍說，“鄉里肯定沒啥，縣里也說不好，反正養雞戶是在找縣里，但到現在也沒啥信。”

“咱們沒有其他可以抵押的東西。”姜桂學表示，因為土地的租賃性質，承德縣的眾多養雞戶普遍面臨著從銀行融資難的問題。

李國祥表示，因為我國抵押物體制沒有建立，而在這個方面的一些矛盾，比如土地不能做抵押，但附屬物的價值，國家卻沒有具體規定，地方可以去探索。

政策背景

“家庭農場”的政策性“饑渴”

每經記者 彭斐 發自北京、承德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作出了全面部署，這也是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十年在年初的一號文件中關注 “三農問題”。“家庭農場”的概念是首次在今年的一號文件中出現。一時間，這種新型農業經營模式廣受關注。

有研究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家庭農場”的出現，意味著我國的農業經營模式已經發生變革，而變革遇到問題和挑戰，則亟待地方作出探討及創新。

土地流轉的制度性困擾

自1982年開始養雞，姜桂學的種雞場目前已達到占地40余畝、種雞存欄4萬只的規模，55歲的他，對農業政策仍然專注。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剛剛發布，姜桂學就將文件全文下載至手機，而“家庭農場”的首次提出，讓姜桂學對這一文件更加專注。除了勞動模范的名頭，姜桂學還是河北承德縣富農蛋雞養殖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目前，該合作社有35個成員。

“你說我這個是不是‘家庭農場’呢？”面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采訪，對于自己的種雞場是否屬于“家庭農場”范疇，姜桂學仍心存疑問。

農業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鄭風田看來，我國目前2億多小農戶也是實行家庭經營，可以稱之為“微型家庭農場”，但因為我國各地自然條件差別太大，究竟什么規模才算是“家庭農場”，目前尚無統一標準。

據統計，農業部目前確定的33個農村土地流轉規范化管理和服務試點地區，已有“家庭農場”6670多個。其中，上海松江、湖北武漢、吉林延邊、浙江寧波、安徽郎溪等地培育的“家庭農場”成為范本。但因地域等因素，這些“家庭農場”標準并不統一。

在姜桂學看來，上世紀我國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土地政策后，農業用地使用權分散到各個農戶手中，而隨后承包期限的延長變更，都增加了“家庭農場”在用地上的難度。

記者了解到，雖然目前我國有2億多農民外出打工，但他們家鄉的土地大部分并沒有閑置。

姜桂學認為，在非農就業工作、戶籍、社保、住房等都還沒有解決之前，這些農民不會貿然把土地長久流轉出去。

鄭風田則表示，發展“家庭農場”需要解決“地從哪里來”的問題，承包土地是農民最大的資產，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對待。

資金政策亟待地方創新

一號文件明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前提是“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允許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前提是“建立嚴格的準入和監管機制”。

而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家庭農場”主從別的農戶租種土地，承包費如何消解是個大問題。姜桂學表示，目前農民自種糧食一畝地一年能夠賺千元已算不錯，那些“家庭農場”還要支付額外的租金。付少了，原來的出租農戶不愿意；付多了，“家庭農場”承擔不了。

此外，記者獲悉，目前，北京周邊一畝農地的流轉年租金已達兩千元，而東北不少地區的農地年租金也近千元。

華創證券發表報告認為，發展“家庭農場”前期投入較大，因為其需要支付土地流轉費用、農資費用及人工費用等等。

此外，“家庭農場”的相關配套政策也亟待完善，比如一些試驗階段的 “家庭農場”想擴大規模，卻遭遇了融資難題，農民很少有可以抵押的資產，靠少量貸款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在姜桂學看來，從農戶角度而言，資金是制約“家庭農場”發展的重大障礙，因為土地的流轉承包性質，農民都苦于沒有擔保貸款的東西。

姜桂學以自己占40多畝的種雞場為例，向記者表示：“我承包了23年，一次就把錢都給老百姓了，可不可以用我現在23年的承包期限，產值也好，算出一個東西，進行貸款，解決資金問題。”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國祥表示，農村土地的租賃性質，不能從銀行抵押貸款，一般農戶普遍面臨這個問題，原因在于國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沒有發展起來。

而在山東聊城，已經擁有5000畝土地的劉延廷也遇到很多問題，因為種植的中藥材是經濟作物，但他至今找不到一家保險公司愿意接受他的投保，“到現在我們已經投入3000多萬元，但沒有任何保障，這讓我心里非常不踏實”。

在姜桂學看來，國家一直在提加強創新涉農金融服務，政府也年年在提，“但是銀行和政府的想法卻很難融合在一塊”。

對此，李國祥認為，一些具體事宜，國家雖沒有具體規定，但地方完全可以去自己探索。

中投顧問農林牧漁業研究員鄭宇潔則表示，農民為了獲得資金，國家有必要堅持鼓勵工商資本進入的政策，給農業生產帶來人才、資金、技術等稀缺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