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財經40人丨四十不惑的深圳，如何重整行裝再出發？——專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每經記者 歐陽凱    每經編輯 梁梟    

如果有人問，中國哪座城市出現奇跡最多？相信答案顯而易見——深圳。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短短40年，它從一個僅有3萬多人口、兩三條坑洼不平街道的小漁村，變身為千萬級人口的大都市，堪稱是一個奇跡。當然，不僅因為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的窗口，更因為它發展至今，依然保持著極高的開放度和人才吸引力。

從拓荒者到弄潮兒，數十年間，深圳成為騰訊、華為、大疆、工業富聯等創新企業的發源地，引領中國科技創新。如今，深圳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內外部環境，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相繼出臺，深圳又迎來了新的歷史使命和發展機遇。

過去40年，深圳究竟做對了什么，又面臨哪些挑戰？“雙區驅動”下，深圳的改革發展會爆發出怎樣的新能量？“四十不惑”，站在新起跑線上的深圳，如何重整行裝再出發，發揮先行示范作用？對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獨家專訪，給出了他理解與期待中的答案。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全球再也找不到像深圳這樣的城市”

NBD：一個小漁村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很多人在總結深圳的發展經驗。你認為過去40年深圳究竟做對了什么，有哪些可圈可點的經驗？

郭萬達：從我個人角度來看，深圳至少做對了三點。第一，深圳通過制度的創新，吸引了很多優秀的人，誕生了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他們在深圳從事各種產業經濟活動，特別是在創新科技領域，人才是產業發展第一生產力。

第二，深圳形成了豐富的產業形態。要知道，深圳本身是一個小漁村，并沒有什么資源，而之所以能夠成為今天的大都市，恰恰就在于產業發展。產業是城市發展第一推動力，就像一個森林，它能不斷裂變出各種新的業態，從一開始的加工貿易，到后來的電子信息等，深圳的產業配套能力又好又強，同時，它也通過市場規律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

第三，深圳與周邊的城市形成了開放互動的關系。比如，深圳早年主要靠香港，此后香港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深圳，后來深圳又將部分制造業轉移到東莞、惠州，現在又有粵港澳大灣區。深圳本身土地面積小，但實際上它有非常強大的動力向外擴容，有很強的輻射帶動能力和外溢，靠的是跟周邊城市之間不同分工，而分工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

NBD：經濟學家張五常去年就判斷，深圳未來十年真正有可能成為這個地球上的經濟中心。你怎么看這個判斷？現在的深圳距此還有多少差距？

郭萬達：其實嚴格按照經濟學理解，從經濟規模、創新的原發地、大學、金融中心等四方面去衡量，深圳都夠不成“地球的經濟中心”。拿企業總部來講，世界500強企業，總部在深圳的有多少家？但從深圳的發展速度、經濟活躍度等來看，它確實給人提供了這種想象的空間。

毫無疑問，深圳是過去幾十年全球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無論是經濟、人口的增長，還是摩天大樓的數量，深圳在全球都是前列的，它也是和全球經濟緊密關聯的一個經濟中心，而且是活躍度最強的一個中心。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深圳這樣的城市，2000多萬人口，平均年齡只有33歲。深圳是一年輕、充滿朝氣活力的城市，這是它獨一無二的地方。

深圳羅湖夜景 圖片來源：攝圖網

示范區是特區的升級版

NBD：去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正式出臺，深圳迎來了新的重大歷史使命。又是特區又是先行示范區，深圳要如何厘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郭萬達：原來老的經濟特區有4個，后來加上海南就是5個，這些年多了好多新區，也叫特區，例如濱海新區、浦東新區等等，而深圳是最早的一個特區，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歷史任務和使命，現在中央賦予它先行示范區這樣一個使命和定位，可以把它當作特區使命的一個升級版，如果說80年代初期是1.0版本，到了2000年以后是2.0版本，現在就是3.0版本，這是一個升級概念。

從新的任務而言，原來特區的任務是試驗區，是先行。現在不光是“試驗”，更重要是“示范”，示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里特別強調了五個方面，那就是確定深圳戰略定位為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其實可以看成是特區的升級版，這是特區的新使命。

NBD：深圳受益于改革開放，這里面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改革，一個是開放，當前深圳面臨的內外形勢比以往更加復雜，改革和開放各自應該如何做？

郭萬達：于深圳而言，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深圳是靠什么起來的？其實就靠建立了市場經濟的體制，要改革，就必須要不斷完善當前市場經濟體制，核心就兩個，第一，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市場為主體，政府要給市場、企業家讓出更大的空間；第二，處理好法制和市場的關系，這不是靠政府的權力來形成規則，而是要法制，法制規則的本質是公平、透明、公正，如何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營商環境，這就需要良好的法制環境。

要開放，我們現在稱之為制度性開放、規則性開放，核心也是兩點，第一，同國際規則去接軌，建立高水平、高標準的國際規則；第二，更加全面的開放，也就是所謂制度性的開放，深圳應是制度現代化的領頭羊，它最根本的競爭力，在于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和市場氛圍。

爭搶總部經濟要避免一些問題

NBD：有關總部經濟問題，你剛才提到，總部設在深圳的500強企業比較少。我注意到，深圳應該是國內最早開始規劃總部經濟、也是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這是什么原因？

郭萬達：總部經濟分三種類型。第一種，本身就是深圳土生土長的，我們老說的華為、中興、平安，那都是全世界很知名的企業，他們是深圳土生土長發展壯大的企業。有人說華為“搬走”了，我說不可能，因為它的總部一定就在深圳。仔細對比北京、上海，上海大量的總部是外資，北京的總部其實是央企、國企居多，而深圳的總部經濟特點是民營企業總部，這是它最大的特點。

第二種類型是功能性總部，比如小米、字節跳動、阿里巴巴，小米集團在南山設立國際總部，字節跳動在深圳設立大灣區總部等等，它們設立在深圳的總部是承擔著一些功能，也就是說，這些企業原來不是深圳的，只是將一些功能性的總部搬來深圳；第三種類型就是外資外企的總部，也是帶有功能性、區域性的特點。

目前深圳第一種類型的總部比較少，這幾年在做的是第二種、第三種類型。但其實，衡量一個城市的總部經濟不是要看他招商引資，吸引了外面多少家大企業進來，而是要看自己的資源能培養多少像華為、平安這樣的企業，這些企業在深圳如何發展的更好。我認為應該是從這個角度去考慮。

NBD：在吸引總部企業落地之后，除了給政策和資源資金，企業如何兌現帶動深圳經濟的目標，如何真正融入深圳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深圳要如何避免像香港一樣，本來是高科技項目最后變成房地產項目？

郭萬達：這一問題其實無法完全避免，企業來深圳，仍然不可避免的有房地產因素的驅動，本身深圳土地確實就是值錢，這一點無可厚非，畢竟企業總要有office，要辦公要研發，但可以設置一些限制條件，諸如多少年內不能賣不能對外出租。深圳不能只靠土地吸引企業，最重要的仍然是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里面就需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第一個是本地的總部企業和招商引資來之間的關系。深圳本土也有好多企業，它可能沒有像小米、字節跳動、阿里巴巴等那么大規模，但他們稅收貢獻很大，其實他們也需要總部，他們內心可能也有怨言，這就要政府部門能處理好中間的關系。

第二個是，把總部企業引進來落地后，還要看它們實際運營的如何，究竟有多少人在這運營，不能只是光掛了一個牌子。運營當然就包括稅收貢獻、就業拉動、研發密度等等。

第三個是短期和長遠的關系。有些企業一開始答應得挺好，短期看好像落地得也還可以，但是過了很多年后就沒有太多動靜了，說好的投資也沒到位，也就是沒搞起來，沒有兌現之前的承諾。這種情況相信肯定也會有的，那么政府就需要設立一個收回機制。

深圳灣大橋 圖片來源：攝圖網

深圳經濟有很強的反彈力

NBD：胡潤研究院在去年發布了首份《2019胡潤全球獨角獸榜》，從中可以看出，北京是全球獨角獸之都，有82家，上海47家排名第三，杭州以19家進入前五，深圳則以18家排名第六。光拿內地城市來比較，深圳就遠遠落后于北京、上海，甚至都屈居于杭州之下，這是否意味著深圳的科創能力不足？

郭萬達：本身深圳是硬件制造業較強，文化等軟性產業相對較弱。拿北京來說，它的獨角獸企業涵蓋的面比較廣，涉及到一些傳媒、泛文化的企業。深圳的獨角獸企業都是和移動互聯網、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相關聯的，如果單從這幾方面看，深圳是不弱的。

當然，深圳還缺乏大學基礎研究，大學里面能夠與之相關聯的研究也比較少，北京、上海顯然相對較多。

此外，這里面還涉及到資本因素。拿杭州來說，它有阿里巴巴，現在，巨頭帶動成為獨角獸誕生的一大影響因素，且影響比重加強。在當前企業生態化的趨勢下，獨角獸企業已經成為企業生態鏈的重要構成。通過自孵化或戰略投資等方式，眾多巨頭企業開始搭建生態系統，并逐漸完善，深圳的騰訊也有，但是相比阿里巴巴，它的產業生態覆蓋得沒有那么多和廣。總的來看，獨角獸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圳再琢磨、思考和研究。

NBD：科創只有兩條路：一是自主研發；二是招商引資。目前深圳面臨的情況是，大企業遷走了研發部門，中小企業也不再增加投資了。似乎留給制造業的空間，越來越逼仄。這幾年，無論是媒體還是專家，都不厭其煩地談論這一問題，這成為深圳40年來發展面臨的一個很大挑戰。你怎么看這個挑戰，深圳要如何應對？

郭萬達：其實說到底這就是成本問題，因為房價高、成本高，所以制造業待不住。深圳的面積其實也就2000多平方公里，比起北京上海乃至杭州，它的空間很小，這確實給深圳發展帶來一些制約，但是如果把東莞、惠州等深圳周邊城市相關聯的話，可能這個問題和結論又會有一些新的變化。

深圳一直在規劃都市圈，例如深莞惠。國家發展改革委編寫出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9》多次提到深圳都市圈，還提及惠州、東莞等大灣區城市。所謂的深圳都市圈，其實是行政上不歸深圳，但通過地鐵、軌道與周邊城市有機聯通。此外，深圳一直在控制成本，提供相對成本低的產業用房、制造業園區，同時加大保障房的供應，相信問題的解決只是時間的問題。

NBD：前不久，深圳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經濟數據，在經歷了去年短暫的“失速”后，深圳的經濟增速再次領跑一線城市，GDP實現正增長，同比增長0.1%，從一季度的負6.6%到上半年的正0.1%，這是否表明深圳的經濟運行態勢在回升，你如何看深圳未來的發展環境？

郭萬達：全國還是負的，北京、上海也都是負的。深圳能夠實現正的增長，也是首個“轉正”的一線城市，這充分說明深圳經濟的反彈力很強。什么叫反彈力？王石說過，一個人不要看他跌落低谷有多深，關鍵是他從谷底里如何反彈，其實一座城市也是這樣的。

我們研究硅谷，硅谷遭遇金融危機等外部壓力的時候，也會往下掉，但是它往往比別的地方更快復蘇，深圳在這一點也特別明顯，和硅谷很像，即便受到疫情、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比如，今年上半年，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4%，增速較一季度回升12.6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2%，增速較一季度回升11.7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深圳企業靠的是創新支撐，因此它的反彈力比別的地方要好。

接下來下半年，防控疫情要常態化，深圳要防止像香港那樣出現第三次疫情暴發。所以我們看到了深圳對香港入境防控措施的不斷調整，因為一旦疫情反彈，對深圳經濟打擊是非常大的。其次是要注意外部環境的變化，例如中美關系的走向。深圳開放型經濟特征明顯，易受外部環境變化的波及。但總體來判斷，深圳依然有很強大的內生動力，疫情如果不出現大的逆轉，到三季度、四季度，相信深圳經濟的增長會恢復得更快。

封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