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 |“監控神器”潛伏員工微信 須從源頭斬斷這只“神不知鬼不覺”的黑手

每經評論員 徐肖逍

近期，一款聲稱能“神不知鬼不覺”監控員工電腦屏幕的軟件，以不足300元的價格在小紅書上公開叫賣。《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測試證實，該監控軟件能夠完整竊取并傳送受控電腦上的微信聊天記錄，甚至還可以預覽或下載圖片、視頻、文件的具體內容，而受控端毫無察覺。

值得關注的是，在被監控情況下，主流殺毒軟件均未能識別出相關風險。銷售人員稱：“我們老板已經和這些廠商協調過，都是兼容的。這不是病毒，所以（殺毒軟件）是檢測不到的。”據悉，這款名為“固信安全管控平臺”的軟件由山東固信軟件有限公司開發，目前已有多家企業購買。

事實上，公司在未告知員工的情況下監控員工微信等社交軟件的聊天記錄，已逾越合理監控邊界，觸犯法律紅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0條規定，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也就是說，公司在未征得員工同意的情況下，利用技術手段監控員工的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系嚴重違法行為。

哪怕事先告知，若監控超出工作范圍，例如對微信聊天不加限制地全面監控，也有可能侵犯員工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

但現實問題是，因開發日志信息不完整、程序文件被加密，員工的發現通常只能停留在“認為文件可疑”的階段。要將其轉化為法庭認可的、能證明公司“實施非法監控”的有效證據，技術舉證難度大。

面對監控技術的“隱形化”與安全軟件的“失明”，從源頭上遏制這一現象，已非簡單的企業自律問題，而是一場需要法律、監管、行業與社會合力圍剿的系統性戰役。

首先，必須正視法律體系的滯后與模糊，以清晰、剛性的立法為職場數字監控劃下不可逾越的紅線。立法機關亟需出臺專門規定，或通過司法解釋，將“員工知情同意”確立為實施任何形式電子監控的絕對前置條件，并嚴格限定監控范圍。

同時，應明確將用于非法目的的隱秘監控軟件本身，定性為非法工具，其開發、銷售與使用均應承擔法律責任，從源頭上斬斷黑色產業鏈的供給。

其次，監管必須“長牙”“帶電”，徹底扭轉員工維權“取證難、成本高”的困境。勞動監察部門應將職場數字監控合規性納入主動監察范圍，建立便捷的舉報與核查通道；對于公開售賣此類“監控神器”的社交平臺，應讓其承擔起審核不嚴的連帶責任；更應監管好集體“失明”的殺毒軟件廠商，迫使這些“守門人”回歸本位。

最后，根本出路在于重塑健康、互信的職場文化。企業管理的終極目標應是激發效能與創造力，而非制造恐懼與猜忌。優秀的管理應建立在明確的目標、清晰的規則與相互尊重之上，通過正向激勵與文化引導來提升生產力。

唯有當法律利劍足夠鋒利、監管觸角足夠靈敏、企業價值判斷足夠清醒，我們才能斬斷技術濫用的藤蔓，在效率與尊重之間重建平衡，讓職場重歸文明與信任的軌道。這不僅是保護員工，更是守衛數字時代文明社會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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