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專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31城雙創綜合指數平均增長63% 協同發展、城市群發展成區域經濟主流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每經編輯 王可然    

郭萬達

5月19日，在成都舉行的2018年全球天使投資高峰論壇上，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發布第二期中國“雙創”金融指數。

本期指數報告評價范圍涵蓋31個主要中心城市，在綜合指數排名上，北京、深圳、上海、廣州四大一線城市進入前四名，而杭州、成都則緊隨其后，領跑新一線城市。

第二期中國“雙創”金融指數，與上一期相比有哪些變化？同時，如何看待時下的金融創新，以及區域經濟發展、金融中心建設呢？對此，《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郭萬達進行了專訪。

2017全國“雙創”取得突出成效

NBD：您19日發布了第二期中國雙創金融指數（IEFI），本期IEFI指標架構上有什么變化嗎？

郭萬達：第二期指數我們在大的指標架構上并沒有作出大的改變，還是沿用了此前的指標體系架構，即從“雙創”金融機構、“雙創”金融市場、“雙創”金融服務和“雙創”金融生態等四個維度構建起包含45項客觀指標的指數評價體系。

僅在具體指標方面，根據最新的形式變化，作了調整和優化。比如，本期將考量眾籌機構發展的指標去掉，代之以第三方支付機構，正是考慮到過去一年，我國的眾籌機構基本已經處于銷聲匿跡狀態，相反，第三方支付機構表現活躍。

NBD：從評價結果來看，第二期IEFI同第一期相比，有什么異同？

郭萬達：第一，大格局沒有變。本期評價結果整體上與上期是保持一致的。本期排名前十的城市與上期是一致的，僅個別城市的位次發生了改變。如上期排名第8的南京和第10的重慶，本期互換了名次。

第二，本期較上期最大的變化應該是，所有城市的綜合指數得分均有十分明顯的提升。本期31個城市綜合指數得分較上期平均增長了14分，平均增幅達到了63%。31個城市中北京得分增加最多，本期得分增加了53.9分，由上期77.18分提升到131.08分；31個城市中增幅最大的則是西安，得分較上期同比增長了107%。相對來說，福州是31個城市中得分增幅最小的，但本期得分同比增長也超過了30%。

第三，在專項的指標方面，各個城市均有突出的表現。比如，在雙創金融機構表現方面，分項得分進步前三甲分別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者在私募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方面均有突出增長。在雙創金融市場表現方面，分項得分進步前三甲分別是廣州、深圳和杭州，三者2017年度在新三板掛牌和區域股權市場掛牌等方面有相對活躍的表現。在雙創金融服務表現方面，分項得分進步前三甲分別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者2017年度在私募股權投資和并購領域發生的次數占到了31個城市一半以上。

NBD：您認為本期榜單評價結果反映出什么樣的事實？

郭萬達：各個城市得分大幅增長的背后，其實質反映出2017年全國在創新創業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效。可以說，2017年是我國創新創業全面開啟的一年，是全民創業熱情得到高度釋放并取得嶄新成果的一年，是創新事業取得突出發展和成效的一年，也是“雙創”金融需求得到極大釋放的一年。

金融體系需適應產融發展趨勢

NBD：目前金融領域創新發展迅速，科技與金融結合越來越緊密。如何看待這些金融創新？

郭萬達：第一，科技推動了金融創新，為“金融生態”創造了條件。目前，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科技與金融業緊密結合，催生出新的金融業態，推動了金融創新的發展。

第二，科技金融使更多的金融需求得到滿足。金融創新打破了與現代金融發展不相適應的管制與束縛，創造出了諸多新穎金融產品和交易方式，滿足了傳統金融之下被抑制的金融需求，成為分散風險、提高金融體系效率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如微眾銀行、阿里小貸等，就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需要企業提供大量抵押質押物的方式，以大數據及電商平臺等創新方式，解決了小微企業和創業者的融資需求。

第三，金融創新在提高金融運行效率的同時，也增大了金融市場運行的不確定性。如信息技術加速了金融風險外溢，帶來數據資源、個人信息被濫用或盜用等突出問題；此外，金融創新也成為部分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甚至假借創新之名進行非法金融活動的渠道，這些“創新”加大了金融風險敞口，擾亂了金融秩序。

第四，必須建立和完善與金融創新相適應的監管制度，平衡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從國際上看，已經有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正在推行“監管沙盒”模式，即通過小范圍內的創新金融試驗，在試驗通過監管機構的評估之后，再向市場推廣，這值得我國金融監管的參考和借鑒。

NBD：各項金融創新，都離不開對產業的支撐。在中國經濟轉型、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您對產業金融的進一步發展有什么建議？

郭萬達：產業金融發展的關鍵是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本源，助推重點產業領域的發展。隨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及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融合將更加緊密，這便要求我們現行的金融體系能適應產融發展的趨勢，在組織體系和業務模式方面有所創新。

我有三條建議：第一，在組織體系方面，需要著重發展股權投資基金、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等，這些機構是解決創新創業、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等問題的重要力量；同時，大力發展金融控股集團，發揮金融控股集團金融資源統籌、社會資金動員和創新金融發展的綜合功能，更大力度、更加高效地服務實體經濟。

第二，在業務模式創新方面，要依托良好的產業發展基礎，大力發展產業鏈金融，可以鼓勵更多大型產業集團設立財務公司、商業保理公司等機構，圍繞上下游企業開展金融服務，拓展產業鏈金融業務，促進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商業銀行也可積極申報“投貸聯動”業務試點，以股債結合方式支持實體企業發展。

第三，要加強政府的支持作用，還要注意不要破壞市場，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政府應引導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到產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可以通過設立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或產業引導基金等，吸引金融機構或社會資本積極投入重點產業領域，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一帶一路”西部城市區位優勢明顯

NBD：目前國內區域經濟有哪些新的特點？

郭萬達：第一，新時代要求各區域高質量增長，協同發展、城市群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的主流。在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的環境下，在科技創新、組織形式創新的促進下，近些年來，貴州、重慶、安徽等中西部地區，借助移植、承接、積聚、創新等手段，超越原有經濟結構，培育形成新經濟新動態，在搶占新經濟新動能制高點上實現后來居上。

第二，“虹吸效應”和“外溢效應”同時存在，要素流動更為倚重于區域綜合品質。從以往情況看，要素流動既依附于地區綜合環境，也看重比較優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當前要素尤其是人口人才的流動也開始逐漸關注地區社會、文化、安全、生態等狀況。近年來東北經濟下行，其中一個原因是人才流出嚴重而又吸引外來人才不足。

第三，區域間同質競爭日趨激烈，競爭的關鍵要素已經從“硬”件轉向“軟件”。近年來各種形式的地區合作廣泛展開，區際間聯動日益增強，但受發展理念、既有利益、攀比模仿心理及政績考核體系、一刀切管理方式等的影響，各地區經濟結構同質同狀現象日趨顯現，因而也帶來了市場分割、不合理競爭等。

NBD：在這種新背景下，西部城市有什么樣的機遇呢？

郭萬達：第一，產業轉移和結構升級的機遇。經濟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利于西部城市承接產業轉移和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受世界經濟以及國內勞動力成本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產業結構進入深度優化調整階段，一部分產業正通過區域轉移等路徑拓展新的發展空間，西部城市可趁機承接一些高端制造業，借此快速構建全新的現代產業體系。

第二，擴大內需將促使西部城市發展潛力得到進一步挖掘。西部地區戰略資源豐富、投資和消費潛力巨大，擴大內需將十分有利于其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發展。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國內市場需求的巨大潛力將進一步釋放，為西部向廣大城鄉腹地縱深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第三，“一帶一路”西部城市區位優勢明顯，有利于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當前，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擴大內陸開放、沿邊開放、向西開放，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加快新一輪西部對外開放步伐。

NBD：那西部城市又面臨什么樣的挑戰呢？

郭萬達：第一，創新的體制機制相對落后，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尚未全面形成。

第二，人口和勞動力素質總體偏低，自我發展能力相對較弱。未來如何加快人力資源開發，加快各類人才的培養，大力提高人口素質，是順利實施西部開發戰略的一個關鍵。如何擺脫引智難、留人難的“魔咒”，也是西部城市經濟發展面臨的嚴峻問題。

第三，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工業化道路依然在主導經濟發展。目前，西部地區工業化、城鎮化正加速發展，能源、資源消耗強度較大，尤其是一些城市的經濟增長方式仍未改變，完成節能減排任務難度較大。

第四，非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

成都建設西部金融中心成果可期

NBD：最近幾年，很多城市都在建設“金融中心”。在您看來，哪些城市最有可能成長為“金融中心”或者是“區域金融中心”，為什么？

郭萬達：曾幾何時，很多地方掀起了金融中心建設浪潮，各地方政府紛紛提出本區域的金融中心建設規劃。據不完全統計，當初有類似規劃和設想的城市有200個左右，其中超過30個城市明確提出并制定了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和具體措施。時至今日，經過競爭洗禮和理性回歸，率先喊出口號并付諸實踐的先行者中，部分已經展現了出色的實力。

根據我們單位另一項長期跟蹤研究——中國金融中心指數的評價結果顯示，31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內金融中心城市中，上海、北京和深圳是我國的三大全國性金融中心，三者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領先優勢十分突出。在余下的28個城市中，廣州、杭州、成都、重慶、天津、武漢、大連等已經初步嶄露頭角，其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在各自所在區域競爭中已經基本鞏固領先地位。

比如成都，在2017年發布的第9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中，綜合實力排名全國第6、西部地區第1，較同區域的西安、昆明、南寧等城市有十分顯著的優勢。事實上，成都的金融業增加值、存貸款余額、金融從業人員總數等各項經濟金融指標在西部地區均是排名首位的。再加上成都地方政府對西部金融中心建設的高度重視，政策、資金、人力等資源全力支持，未來成都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設成果是可期的。

除此之外，廣州、杭州、武漢、天津等城市都具有區域金融中心建設的良好基礎，在各自所在區域有很好的競爭優勢。

NBD：在您看來，一個成功的區域性金融中心，應該具備哪些特質和要素？

郭萬達：根據CDI研究團隊長期對金融中心的研究經驗，“金融中心”作為各種金融資源相對集聚的場所，區域金融中心主要體現為區域金融資源的集聚和金融服務的區域輻射。因此，區域金融中心建設的關鍵就在于是否可以有效提高金融中心的金融資源集聚力和金融服務輻射力。

金融資源分為金融機構、金融資本、金融市場、金融信息和金融人才，歸根到底可以落實為金融資本和金融人才，也即“錢、才”。錢為什么會在一個地方集聚，一定要讓錢能夠賺錢，即盈利。盈利的來源，要么收入高，要么成本低，即“一高一低”。收入又來自兩個方面，本地經濟和腹地經濟。本地經濟的金融服務量通常與經濟總量高度相關，并不會因為金融資源的集聚有太大程度的提高，兩者之間相輔相成。才為什么會在一個地方集聚，一定要給予人才好的生活，高收入并高生活質量，即“兩高”。

金融服務輻射大致可以分為資本輸出、中介服務、產品服務、信息服務和人才輸出，輻射能力的主體主要為本地法人機構和金融市場。本地法人機構依托設立異地分支機構，輸出金融產品和服務，同時向本地歸集更多的資本利得；本地金融市場以中介服務、產品服務、信息服務、人才服務等方式，服務本地及異地市場投資者、參與者，同時向本地歸集更多的金融資源。因而，培育壯大本地法人機構和金融市場成為金融輻射功能實現的關鍵所在。

NBD：建設金融中心過程中，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郭萬達：根據資源集聚區域范圍和輻射影響能力的不同，金融中心的等級一般可以分為全球性金融中心、國際性金融中心、國家性金融中心和區域性金融中心等多個層級。

針對目前我國金融中心發展情況，我有三條建議：

第一、根據城市的金融業發展狀況，確定金融中心的合理定位。目前，嚴重趨同的定位使得國內金融中心之間的資源競爭十分激烈，而金融資源的集聚效率卻又較低下。各城市應當確立差異化的金融中心發展定位，構建金融中心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且合作占主導地位的全新發展態勢。

第二、針對自身個性特色金融中心定位，要出臺特殊的金融產業扶持政策。盡管各大城市陸續出臺金融產業扶持政策，但都是大同小異，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各城市對于金融中心的發展缺乏合理定位。不同金融領域對扶持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如財富管理業務對于如何避免雙重征稅、商業銀行業務對于如何完善征信體系等方面的地方政策敏感性較高，各級政府需要出臺更具針對性的扶持政策，促進專業金融中心發展。

第三、打造優良金融生態環境。穩定而開放的政策、健全而靈活的監管為專業金融中心提供良好的軟環境，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和良好的人力資源則可滿足專業金融發展的硬環境需求和人力需求。各地在規劃和建設區域金融中心過程中，應當在基礎設施、監管水平、制度建設等方面學習國際經驗，以優良的金融生態環境吸引國際國內金融資源源源不斷地匯集，保障自身金融中心實現可持續發展。